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注: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 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不是铝。他注意到周处墓曾被盗扰,小块铝片有系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因而建议大家不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夏先生又根据考古所有关同志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发掘的资料,讨论这处古代铜矿由竖井→横巷→盲井掘取矿石的过程,以及为采掘矿石而在提升、排水、通风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推想当年矿工利用发掘中见到的那些采矿工具进行采掘工作的情况,并且亲自设计了提升用木辘轳的复原方案(注:《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他还指出:田野考古学的引入,使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今天,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出土地点),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对古铜矿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