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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小说连载 By [英]乔治·奥威尔【完结】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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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1楼 发表于: 2008-08-21
温斯顿从稀疏的树荫中穿过那条小路,在树枝分开的地方,就映入了金黄色的阳光。在左边的树下,地面白茫茫地长着风信子。空气润湿,好象在轻轻地吻着皮肤。这是五月的第二天。从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嘤鸣。

他来得稍为早了一些。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姑娘显然很有经验,使他不象平时那么害怕。大概可以信赖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的来说,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乡下一定比在伦敦更加安全。不错,在乡下没有电幕,但是总有碰上窃听器的危险,把你的说话声录下来;此外,一个人出门要不引起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百公里之内,不需要拿你的通行证去申请许可,但是有时火车站附近有巡逻队,要检查在那里碰到的党员的身份证,询问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但是那天没有碰到巡逻队,在出车站以后,他一路上不时回头看,确信没有人钉他的梢。火车上尽是无产者,因为天气和暖,个个都高高兴兴的。他搭的硬座车厢坐满了一个大家庭,从老掉了牙的老奶奶到才满月的婴孩,他们是到乡下亲戚家中去串门,弄一些黑市黄油,他们很坦率地这么告诉温斯顿。

这条路慢慢地开阔起来,不久他就到了她告诉他的那条小径上了,那是牛群在灌木丛中踩踏出来的。他没有带表,但是知道还不到十五点。脚下到处是风信子,要不踩在上面是办不到的。他蹲了下来,摘了一些,一半是消遣时间,但是也模模糊糊地想到要在同那姑娘见面时献给她一束花。他摘了很大的一束,正在嗅着它的一股不好闻的淡淡的香味时,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踩踏枯枝的脚步声,不禁吓得动弹不得。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摘花。很可能就是那姑娘,但也可能还是有人钉上了他。回过头去看就是做贼心虚。他一朵又一朵地摘着。这时有一只手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姑娘。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出声,然后拨开树校,沿着那条狭狭的小径,很快地引着路走到树林深处去。显然她以前去过那里,因为她躲闪坑坑洼洼非常熟练,好象出于习惯一样。温斯顿跟在后面,手中仍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放心,但是他看着前面那个苗条健康的身子,上面束着那条猩红的腰带,宽紧适当,露出了她的臀部的曲线,他就沉重地感到了自惭形秽。即使事到如今,她回头一看,仍很可能就此打退堂鼓。

甜美的空气和葱翠的树叶使他感到气馁。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五月的阳光已经使他感到了全身肮脏,脸色苍白,完全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嵌满了伦敦的煤烟尘土。他想到至今为止她大概从来还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过他。他们到了她说到过的那根枯木的旁边,她一跃过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拨开树枝,温斯顿跟着她走到一个天然的小空地,那块小小的多草的土墩周围都是高高的幼树,把它严密地遮了起来。那姑娘停了步,回过身来说:“咱们到了。”

他面对着她,相距只有几步远。但是他仍不敢向她靠近。

“我在路上不想说什么话,”她继续说,“万一什么地方藏着话筒。我想不至于,但仍有可能性。他们那些畜生总可能有一个认出你的声音来。这里就没事了。”

他仍没有勇气靠近她。“这里就没事了?”他愚蠢地重复说。

“是的。你瞧这些树。”这些树都是小榛树,从前给砍伐过,后来又长了新苗,都是细长的干儿,没有一棵比手腕还粗。“没有一棵大得可以藏话筒。再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他已经想法走近了她一些。她挺着腰站在他前面,脸上的笑容隐隐有股嘲笑的味道,好象在问他为什么迟缓地不动手。风信子掉到了地上,好象是自己掉下来似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能相信吗,”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他注意到它们是棕色的,一种比较淡的棕色,睫毛却很浓。

“现在你既然已经看清了我,你还能多看一眼吗?”

“能。很容易。”他又说,“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

“我都不在乎,”那姑娘说。

接着,也很难说究竟是谁主动,她已在他的怀里了。起初,他除了感到完全不可相信之外,没有任何感觉。那个年轻的身躯靠在他的身上有些紧张,一头黑发贴在他的脸上,说真的,她真的抬起了脸,他开始吻她红润的宽阔的嘴。她的双臂楼紧了他的脖子,轻轻地叫他亲爱的,宝贝,心肝儿。

他把她拉到地上,她一点也不抗拒,听任他的摆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肌肤的相亲,并没有使他感到肉体上的刺激。他所感到的仅仅是不可相信和骄傲。

他很高兴,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肉体上的欲望。事情来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她的美丽,使他害怕,他已习惯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个姑娘坐了起来,从头发里捡出一朵风信子。她靠着他坐着,伸手搂住他的腰。

“没有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下午都是咱们的。这地方很隐蔽,是不是?有一次集体远足我迷了路才发现的。

要是有人过来,一百公尺以外就可以听到。”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

“裘莉亚。我知道你叫什么。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打听到的?”

“我想打听这种事情我比你有能耐,亲爱的。告诉我,在那天我递给你条子以前,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想到要对她说谎话。一开始就把最坏的想法告诉她,这甚至也是爱的表示。

“我一见你就恨你,”他说。“我想你,然后再杀死你。两个星期以前,我真的想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破你的脑袋。要是你真的想知道,我以为你同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姑娘高兴地大笑起来,显然认为这是对她伪装巧妙的恭维。

“思想警察!你真的那么想吗?”

“嗳,也许不完全是这么想。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你知道,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我想,也许——”

“你想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洁。旗帜、游行、口号、比赛、集体郊游——老是搞这样的事情。你想我一有机会就会揭发你是思想犯,把你于掉?”

“是的,几乎是那样。好多好多年青的姑娘都是那样,这个你也知道。”』“全赖这捞什子,”她一边说,一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猩红色腰带扯了下来,扔在一根树枝上。接着,她想起了一件事情,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来,一掰成两块,给了温斯顿一块。他没有吃就从香味中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巧克力,颜色很深,晶晶发亮,用银纸包着。一般的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吃起来象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这是最相近的形容。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吃到过象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第一阵闻到的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但是记不清是什么了,尽管这感觉很强烈,久久不去。

“你从哪儿搞到这玩艺儿的?”他问。

“黑市,”她毫不在乎地说。“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温斯顿舌尖上的第一口巧克力已经融化,味道很好。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仍在他的意识的边缘上徘徊,一种你很明显地感觉到,但是却又确定不了是什么具体形状的东西,好象你从眼角上看到的东西。他把它撇开在一旁,只知道这是使他很后悔而又无法挽救的一件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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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楼 发表于: 2008-08-21
要解决的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样同那姑娘联系,安排一次约会?他不再认为她可能是在对他布置圈套了。他知道不会是这样,因为她把纸片递给他时,毫无疑问显得很激动。显然她吓得要命,谁都要吓坏的。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拒绝她的垂青。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象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他原来以为她象她们别人一样也是个傻瓜,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尽是些冰块。一想到他可能会失掉她,她的年轻白嫩的肉体可能从他手中滑掉,他就感到一阵恐慌。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同她马上联系上,她可能就此改变主意。但是要同她见面,具体的困难很大。这就象在下棋的时候,你已经给将死了却还想走一步。你不论朝什么方向,都有电幕对着你。实际上,从他看到那字条起,五分钟之内,他就想遍了所有同她联系的方法。现在有了考虑的时间,他就逐个逐个地再检查一遍,好象在桌上摆开一排工具一样。

显然,今天上午那样的相遇是无法依样画葫芦地再来一遍的了。要是她在记录司工作,那就简单得多,但是小说司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他只有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他也没有什么借口可到那里去。要是他知道她住在哪里和什么时候下班,他就可以想法在她回家的路上去见她。但是要跟在她后面回家并不安全,因为这需要在真理部外面荡来荡去,这一定会被人家注意到的。至于通过邮局写信给她,那根本办不到。因为所有的信件在邮递的过程中都要受到检查,这样一种必经的手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实际上,很少人写信。有时万不得已要传递信息,就用印好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的辞句,只要把不适用的话划掉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的姓名,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决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要是他能够在她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时接近她,地点又是在食堂中央,距离电幕不要太近,周围人声嘈杂,只要这样的条件持续有那么三十秒钟,也许就可以交谈几句了。

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生活就象在做辗转反侧的梦一样。第二天,在他要离开食堂时她才到来,那时已吹哨了。她大概换了夜班。他们两人擦身而过时连看也不看一眼。接着那一天,她在平时到食堂的时候在食堂中出现,可是有三个姑娘在一起,而且就坐在电幕下面。接着三天,她都没有出现。这使他身心紧张,特别敏感脆弱,好象一碰即破似的;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不管是接触还是声音,不管是他自己说话还是听人家说话,都成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无法完全逃避她的形象。他在这几天里没有去碰日记。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忘怀的话,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时可以一口气十分钟忘掉他自己。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也不能去打听。她可能已经化为乌有了,也可能自杀了,也可能调到大洋国的另外一头去了——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可能改变了主意,决定避开他了。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胳臂已去了悬吊的绷带,不过手腕上贴着橡皮膏。看到她,使他高兴得禁不住直挺挺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下一天,他差一点同她说成了话。那是当他进食堂的时候,她坐在一张距墙很远的桌子旁,周围没有旁人。时间很早,食堂的人不怎么多。队伍慢慢前进,温斯顿快到柜台边的时候,忽然由于前面有人说他没有领到一片糖精而又停顿了两分钟。但是温斯顿领到他的一盘饭莱,开始朝那姑娘的桌子走去时,她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若无其事地朝她走去,眼光却在她后面的一张桌子那边探索。当时距离她大概有三公尺远。再过两秒钟就可到她身旁了。这时他的背后忽然有人叫他“史密斯!”他假装没有听见。那人又喊了一声“史密斯!”,声音比刚才大一些。再假装没有听见已没有用了。他转过头去一看,是个头发金黄、面容愚蠢的年青人,名叫维尔希,此人他并不熟,可是面露笑容,邀他到他桌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拒绝他是不安全的。在别人认出他以后,他不能再到一个孤身的姑娘的桌边坐下。这样做太会引起注意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坐了下来。那张愚蠢的脸也向他笑容相迎。温斯顿恨不得提起一把斧子把它砍成两半。

几分钟之后,那姑娘的桌子也就坐满了。

但是她一定看到了他向她走去,也许她领会了这个暗示。第二天,他很早就去了。果然,她又坐在那个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边,又是一个人。队伍里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个子矮小,动作敏捷,象个甲壳虫一般,他的脸型平板,眼睛很小,目光多疑。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他看到那个小个子向那个姑娘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又落空了。再过去一张桌子有个空位子,但那小个子的神色表露出他很会照顾自己,一定会挑选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心里一阵发凉,只好跟在他后边,走过去再说。除非他能单独与那姑娘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忽拉一声。那小个子四脚朝天,跌在地上,盘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汤水和咖啡流满一地。他爬了起来,不高兴地看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他故意绊他跌交的。不过不要紧。五秒钟以后,温斯顿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姑娘的桌旁了。

他没有看她,他放好盘子就很快吃起来。应该趁还没有人到来以前马上说话,但是他忽然一阵疑惧袭心。打从上次她向他有所表示以来,已有一个星期了。她很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她一定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件事要搞成功是不可能的;实际生活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要不是他看到那个长发诗人安普尔福思端着一盘菜饭到处逡巡要想找个座位坐下,他很可能根本不想开口的。安普尔福思对温斯顿好象有种说不出的感情,如果看到温斯顿,肯定是会到他这里就座的。现在大约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要行动就得迅速。这时温斯顿和那姑娘都在吃饭。他们吃的东西是用菜豆做的炖菜,实际上同汤一样。温斯顿这时就低声说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起头来看,一边把稀溜溜的东西送到嘴里,一边轻声地交换几句必要的话,声色不露。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三十分。”

“咱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附近。”

“那里尽是电幕。”

“人多就不要紧。”

“有什么暗号吗?”

“没有。看到我混在人群中的时候才可以过来。眼睛别看我。跟在身边就行了。”

“什么时间?”

“十九点。”

“好吧。”

安普尔福思没有见到温斯顿,在另外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姑娘很快地吃完了饭就走了,温斯顿留了下来抽了一支烟。他们没有再说话,而且也没有相互看一眼,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这可不容易做到。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个大笛子般的圆柱底座周围徘徊,圆柱顶上老大哥的塑像向南方天际凝视着,他在那边曾经在“一号空降场战役”中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而在几年之前则是东亚国的飞机)。纪念碑前的街上,有个骑马人的塑像,据说是奥立佛·克伦威尔。在约定时间五分钟以后,那个姑娘还没有出现。温斯顿心中又是一阵疑惧。她没有来,她改变了主意!他慢慢地走到广场北面,认出了圣马丁教堂,不由得感到有点高兴,那个教堂的钟声——当它还有钟的时候——曾经敲出过“你欠我三个铜板”的歌声。这时他忽然看到那姑娘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或者说装着在看——上面贴着的一张招贴。在没有更多的人聚在她周围之前上去走近她,不太安全。纪念碑四周尽是电幕。但是这时忽然发生一阵喧哗,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重型车辆的声音。突然人人都奔过广场。那个姑娘轻捷地在底座的雕狮旁边跳过去,混在人群中去了。温斯顿跟了上去。他跑去的时候,从叫喊声中听出来,原来是有几车欧亚国的俘虏经过。

这时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堵塞了广场的南边。温斯顿平时碰到这种人头济济的场合,总是往边上靠的,这次却又推又搡,向人群中央挤去。他不久就到了离那姑娘伸手可及的地方,但中间夹了一个魁梧的无产者和一个同样肥大的女人,大概是无产者的妻子,他们形成了一道无法越过的肉墙。温斯顿把身子侧过来,猛的一挤,把肩膀插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五脏六肺好象被那两个壮实的躯体挤成肉浆一样。但他出了一身大汗,终于挤了过去。他现在就在那姑娘身旁了。他们肩挨着肩,但眼睛都呆呆地直视着前方。

这时有一长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街道,车上每个角落都直挺挺地站着手持轻机枪、面无表情的警卫。车上蹲着许多身穿草绿色破旧军服的人,脸色发黄,互相挤在一起。他们的悲哀的蒙古种的脸木然望着卡车的外面,一点也没有感到好奇的样子。有时卡车稍有颠簸,车上就发出几声铁链叮当的声音;所有的俘虏都戴着脚镣。一车一车的愁容满脸的俘虏开了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不断地在经过,但是他只是时断时续地看到他们。那姑娘的肩膀和她手肘以上的胳臂都碰到了他。她的脸颊挨得这么近,使他几乎可以感到她的温暖。这时她马上掌握了局面,就象在食堂那次一样。她又口也不张,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话,这样细声低语在人声喧杂和卡车隆隆中是很容易掩盖过去的。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你能调休吗?”

“能。”

“那么听好了。你得记清楚。到巴丁顿车站去——”

她逐一说明了他要走的路线,清楚明确,犹如军事计划一样,使他感到惊异。坐半小时火车,然后出车站往左拐,沿公路走两公里,到了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穿过了田野中的一条小径,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路上,灌木丛中又有一条小路,上面横着一根长了青苔的枯木。好象她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一样。她最后低声说,“这些你都能记得吗?”

“能。”

“你先左拐,然后右转,最后又左拐。那扇大门顶上没横梁。”

“知道。什么时间?”

“大约十五点。你可能要等。我从另外一条路到那里。你都记清了?”

“记清了。”

“那么马上离开我吧。”

这,不需要她告诉他.但是他们在人群中一时还脱不开身。卡车还在经过,人们还都永不知足地呆看着。开始有几声嘘叫,但这只是从人群中间的党员那里发出来的,很快就停止了。现在大家的情绪完全是好奇。不论是从欧亚国或东亚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一种奇怪陌生的动物。除了俘虏,很少看到他们,即使是俘虏,也只是匆匆一瞥。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只知其中有少数人要作为战犯吊死。别的就无影无踪了,大概送到了强迫劳动营。圆圆的蒙古种的脸过去之后,出现了比较象欧洲人的脸,肮脏憔悴,满面胡须。

从毛茸茸的面颊上露出的目光射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有时紧紧地盯着,但马上就一闪而过了。车队终于走完。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满脸毛茸茸的胡须,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手叉在胸前,好象久已习惯于把他的双手铐在一起了。温斯顿和那姑娘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趁四周人群还是很挤的时候,她伸过手来,很快地捏了一把他的手。

这一捏不可能超过十秒钟,但是两只手好象握了很长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摸熟了她的手的每一个细部。他摸到了纤长的手指,椭圆的指甲,由于操劳而磨出了老茧的掌心,手腕上光滑的皮肤。这样一摸,他不看也能认得出来。这时他又想到,他连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可能是棕色,但是黑头发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蓝色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她,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是不易发觉的,他们不敢相互看一眼,只是直挺挺地看着前面,而看着温斯顿的不是那姑娘,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他的眼光悲哀地从毛发丛中向他凝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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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楼 发表于: 2008-08-21
近晌午时候,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到厕所里去。

从灯光明亮的狭长走廊的那一头,向他走来了一个孤单的人影。那是那个黑发姑娘。自从那天晚上他在那家旧货铺门口碰到她以来已有四天了。她走近的时候,他看到她的右臂接着绷带,远处不大看得清,因为颜色与她穿的制服相同,大概是她在转那“构想”小说情节的大万花筒时压伤了手。那是小说司常见的事故。

他们相距四公尺的时候,那个姑娘绊了一交,几乎扑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呼痛的尖叫。她一定又跌在那条受伤的手臂上了。温斯顿马上停步。那姑娘已经跪了起来。她的脸色一片蜡黄,嘴唇显得更红了。她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他,求援的神色与其说是出于痛楚不如说是出于害怕。

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是奇特。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他出于本能已经走上前去要援助她。他一看到她跌着的地方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就感到好象痛在自己身上一样。

“你摔痛了没有?”他问着。

“没什么。摔痛了胳膊。一会儿就好了。”

她说话时好象心在怦怦地乱跳。她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得很。

“你没有摔断什么吗?”

“没有,没事儿。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她把没事的手伸给他,他把她搀了起来。她的脸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事儿,”她又简短地说。“我只是把手腕摔痛了一些。

谢谢你,同志!”

她说完就朝原来的方向走去,动作轻快,好象真的没事儿一样。整个事情不会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脸上现出内心的感情已成为一种本能,而且在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不露出一时的惊异,因为就在他搀她起身时,那姑娘把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塞在他的手里。她是有心这样做的,这已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扁平的小东西。他进厕所门时,把它揣在口袋里,用手指摸摸它。原来是折成小方块的一张纸条。

他一边站着小便,一边设法就在口袋里用手指把它打了开来。显然,里面一定写着要同他说的什么话。他一时冲动之下,想到单间的马桶间里去马上打开它。但是这样做太愚蠢。这他也知道。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你更有把握,因为电幕在连续不断地监视着人们。

他回到了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把那纸片随便放在桌上的一堆纸里,戴上了眼镜,把听写器拉了过来。他对自已说,“五分钟,至少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怦怦地在胸口跳着,声音大得令人吃惊。幸而他在做的那件工作不过是一件例行公事,纠正一长列的数字,不需要太多的注意力。

不论那纸片上写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有些政治章义的。

他能够估计到的,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的可能较大。即那个姑娘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就象他所担心的那样。

他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警察要用那种方式送信,不过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纸片上写的也许是一个威胁,也许是一张传票,也许是一个要他自杀的命令,也许是一个不知什么的圈套。但是还有一种比较荒诞不经的可能性不断地抬头,他怎么也压不下去。那就是,这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那里来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送来的信息。也许,兄弟团真的是确有其事的!也许那姑娘是其中的一员!没有疑问,这个念头很荒谬,但是那张纸片一接触到他的手,他的心中就马上出现了这个念头。过了一两分钟以后,他才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即使现在,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信息可能就是死亡,但是,他仍旧不信,那个不合理的希望仍旧不散,他的心房仍在怦怦地跳着,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在对着听写器低声说一些数字时,使自已的声音不致发颤。

他把做完的工作卷了起来,放在输送管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叹了一口气,把下一批的工作拉到前面,上面就有那张纸片,他把它摊平了。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爱你他吃惊之余,一时忘了把这容易招罪的东西丢进忘怀洞里。等到他这么做时,他尽管很明白,表露出太多的兴趣是多么危险,还是禁不住要再看一遍,哪怕只是为了弄清楚上面确实写着这几个字。

这天上午他就无心工作。要集中精力做那些琐细的工作固然很难,更难的是要掩藏他的激动情绪,不让电幕察觉。

他感到好象肚子里有一把火在烧一样。在那人声嘈杂、又挤又热的食堂里吃饭成了一件苦事。他原来希望在吃中饭的时候能清静一会儿,但是不巧的是,那个笨蛋派逊斯又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他的汗臭把一点点菜香都压过了,嘴里还没完没了地在说着仇恨周的准备情况。他对他女儿的侦察队为仇恨周做的一个硬纸板老大哥头部模型特别说得起劲,那模型足有两公尺宽。讨厌的是,在嗡嗡的人声中,温斯顿一点也听不清派逊斯在说些什么,他得不断地请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遍。只有一次,他看到了那个姑娘,她同两个姑娘坐在食堂的那一头。她好象没有瞧见他,他也就没有再向那边望一眼。

下午比较好过一些。午饭以后送来的一件工作比较复杂困难,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必须把别的事情都暂时撇在一边。这项工作是要篡改两年前的一批产量报告,目的是要损害核心党内一个重要党员的威信,这个人现在已经蒙上了阴影。这是温斯顿最拿手的事情,两个多小时里他居然把那个姑娘完全置诸脑后了。但是接着,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她的面容,引起了不可克制的要找个清静地方的炽烈欲望。他不找到个清静的地方,是无法把这桩新发生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的。今晚又是他该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晚上,他又马马虎虎地在食堂里吃了一顿无味的晚饭,匆匆到中心站去,参加“讨论组”的讨论,这是一种一本正经的蠢事,打两局乒乓球,喝几杯杜松子酒,听半小时题叫《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他内心里厌烦透了,可是他第一次没有要逃避中心站活动的冲动。看到了我爱你(Iloveyou)三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算了。一直到了二十三点,他回家上床以后,在黑暗中他才能连贯地思考问题。在黑暗中,只要你保持静默,你是能够躲开电幕的监视而安然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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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8楼 发表于: 2008-08-21
老头儿沉思不语,看着那投镖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象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三十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肠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象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窜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二十一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

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六十,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敝旧的黑平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象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象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象普通无产者那么夸。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

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

“那末也好,”他说,“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他的软软的手做了一个道歉的姿态。“你也清楚;铺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旧货买卖快要完了,没有人再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货。家俱、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破了。还有金属的东西也都回炉烧掉。我已多年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

实际上,这家小小的铺子里到处塞满了东西,但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什么价值的。铺子里陈列的面积有限,四面墙跟都靠着许多积满尘土的相框画架。橱窗里放着一盘盘螺母螺钉、旧凿子、破扦刀、一眼望去就知道已经停了不走的旧手表,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等——看上去好象还有什么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

温斯顿在向桌子漫步过去时,他的眼光给一个圆形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东西在灯光下面发出淡淡的光辉,他把它拣了起来。

那是一块很厚的玻璃,一面成弧形,一面平滑,几乎象个半球形。不论在颜色或者质地上来说,这块玻璃都显得特别柔和,好象雨水一般。在中央,由于弧形的缘故,看上去象放大了一样,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蟠曲的东西,使人觉得象朵玫瑰花,又象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

“那是珊瑚,”老头儿说。“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这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确是很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他咳嗽着。“如果你要,就算四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以前可以卖八镑,而八镑——唉,我也算不出来,但总是不少钱。可驶是可靠,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

但是——!

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来的。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他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蚀刻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他要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

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大概有五秒钟之久,他兴高采烈得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铃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屁滚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来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路灯很暗,但是不难看出是她。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装得好象没有见到他一样很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好象瘫了一样。然后他向右转弯,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那个姑娘是在侦察他。她一定跟着他到了这里,因为她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个晚上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这不可能是巧合。她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那没有关系。光是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她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

现在走路也很费劲。他口袋里那块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要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钟都觉得,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

接着肚痛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步来,站了几秒钟,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他转身的时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三分钟,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她。他可以跟着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教他受不了。

他不能跑,他不能动手打人。何况,她年纪轻、力气大,一定会自卫。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一直呆到关门,这样可以有人作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这也办不到。他全身酸软无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他回家已二十二点了。到二十三点三十分电门总闸就要关掉。他到厨房去,喝了足足一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龛前的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电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劳无功地要想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总是在夜里。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没有疑问,有人这样做。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发现,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人体不可捉摸,因为总是在需要它作特别的努力的时候,它却僵化不动了。

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始娘灭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借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已的身体,即使到现在,尽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地思索。他想,在所有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的。

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的原则,往往被忘掉了,因为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宇宙,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或者痛得大声号叫,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对肚子痛或牙齿痛的一场暂时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必须写下几句话来。电幕上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好象碎玻璃片一样刺进他的脑海。

他努力想奥勃良,这本日记就是为他,或者对他写的,但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以后会发生什泌预知先见而神秘地能够分享。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代替了奥勃良的脸。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辅币来瞧。辅币上的脸也看着他,线条粗犷,神色镇静,令人宽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象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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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7楼 发表于: 2008-08-21
看上去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

“你他妈的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两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了,七字中过了!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四O七,最后一个数目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公尺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记忆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矫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象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己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象发疯一样: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个老头儿搭讪,询问他一个究竟。他要这么对他说:“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是发疯。按理,并没有具体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会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可以说是因为感到突然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觉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屋里那一头原来有人在玩的投镖游戏,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象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长着鹰勾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说,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说这个捞什子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缸子?”

“他妈的什么叫一品脱?”酒保说,手指尖托着柜台,身子住在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罗,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

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象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舟赛的晚上——在划舟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

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微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1925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位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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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08-08-21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象它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ownlife),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教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质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象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滩滩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两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缕的赤脚玩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两个粗壮的女人,两条象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城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象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着他。但是确切地说,这谈不上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暂时的僵化,象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党员的蓝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的确,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碰上巡逻队,他们一定要查问的。“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好呀,同志?你在这里于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

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之间,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大家都象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有今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用围裙把他围住,又窜了回去,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与此同时,有个穿着一套象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出来,他向温斯顿跑过来,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总是对的。他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好几秒钟之前能预知火箭射来,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照说要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这时一声轰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有什么东西象阵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那颗炸弹把前面两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猩红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苍白,没有血色,象石膏制的一样。

他把它踢到边上,然后躲开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门口凸出的地方,角落里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起,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瞧那报纸。温斯顿还没有走近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全神贯注。他们显然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他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分了开来,其中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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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08-08-21
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这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使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而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使人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面孔肉松皮皱,嘴唇突出。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夸夸,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象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这是十五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到咖啡馆去的。那地方几乎阒无一人。

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坐在他们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一共半分钟——电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你,你出卖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遮荫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纹丝不动。但是温斯顿再看鲁瑟福的疲惫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满孕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瘪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颤,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atwhat)打寒颤。

以后不久,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帐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后代效尤。大约五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

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象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夺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会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它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hadonce)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恶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寻思,他自已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已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象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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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2008-08-21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象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象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打]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

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象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第,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三十个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象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象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中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栲、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might)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田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

这三个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象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

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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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08-08-21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她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靠墙倚门而立。她的脸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吸引我的其实是那抹的粉,那么白,象个面具,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旁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就——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就闭上了眼睛,用手指按着眼皮,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总而言之,不论什么大吵大闹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他都想做。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已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一个党员,年约三、四十岁,身材瘦高,提着公事皮包。向人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边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只不过抽了一下,颤了一下,象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我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她——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私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摸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五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只要你能够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模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卑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象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artsem))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已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象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她。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她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星期一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她甚至常常在那一天早晨就提醒他,好象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的一样。她提起这件事来有两个称呼。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她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的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没有孩子出世,最后她同意放弃再试,不久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他又提起笔来写: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我——他又看到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中站在那里,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皙的肉体的想念掺杂在一起,尽管她的肉体己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而不得不隔一两年去找一次这些烂污货呢?但是真正的情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清心寡欲的思想象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中团里不断向她们灌输的胡说八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已,一定会有例外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他与其说是要有女人爱他,不如说是更想要推倒那道贞节的墙,那怕只是毕生一二次。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是象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剩下的故事,他得把它写下来。他写道:我燃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清她时——在黑暗里呆久了,煤油灯的微弱亮光也似乎十分明亮。

他第一次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那女人。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又停住了,心里既充满了欲望又充满了恐惧。他痛感到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会逮住他;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old)。它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看上去就象硬纸板做的面具要折断的那样。它的头发里有几绺白发,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这时她的嘴巴稍稍张开,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没有别的。她满口没牙。

他潦草地急急书写:我在灯光下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

他又把手指按在跟皮上。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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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08-08-21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折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宇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化于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化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
  她让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健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的鞋子狠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过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好!”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一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根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reduced)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够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象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赛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alone)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俱、铁锅、燃料、轮船、直升飞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象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摊灰色的粘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祖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俱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not)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房间的那一头,有一个个子矮小、奇怪得象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一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
  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
  “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他赞赏地摇一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用这一片。”
  “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由于富裕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如今又恢复了,象刚才一样大声。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派逊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脸上皱纹里的尘垢。两年之内,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派逊斯太太就会化为乌有。赛麦也会化为乌有。温斯顿也会化为乌有。奥勃良也会化为乌有。而派逊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有。
  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不会化为乌有。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廓里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似的人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他觉得他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
  这时他猛的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转过一半身来在看他。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她斜眼看着他,不过眼光盯得很紧,令人奇怪。她的眼光一与他相遇,就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久久不散。
  她为什么看着他?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还是在以后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
  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他不知道她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五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予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三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两个小叫化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
  那两个小叫化子,嗳?可是积极得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罗,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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