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小说连载 By [英]乔治·奥威尔【完结】 [复制链接]

要解决的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样同那姑娘联系，安排一次约会?他不再认为她可能是在对他布置圈套了。他知道不会是这样，因为她把纸片递给他时，毫无疑问显得很激动。显然她吓得要命，谁都要吓坏的。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拒绝她的垂青。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象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他原来以为她象她们别人一样也是个傻瓜，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尽是些冰块。一想到他可能会失掉她，她的年轻白嫩的肉体可能从他手中滑掉，他就感到一阵恐慌。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同她马上联系上，她可能就此改变主意。但是要同她见面，具体的困难很大。这就象在下棋的时候，你已经给将死了却还想走一步。你不论朝什么方向，都有电幕对着你。实际上，从他看到那字条起，五分钟之内，他就想遍了所有同她联系的方法。现在有了考虑的时间，他就逐个逐个地再检查一遍，好象在桌上摆开一排工具一样。

显然，今天上午那样的相遇是无法依样画葫芦地再来一遍的了。要是她在记录司工作，那就简单得多，但是小说司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他只有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他也没有什么借口可到那里去。要是他知道她住在哪里和什么时候下班，他就可以想法在她回家的路上去见她。但是要跟在她后面回家并不安全，因为这需要在真理部外面荡来荡去，这一定会被人家注意到的。至于通过邮局写信给她，那根本办不到。因为所有的信件在邮递的过程中都要受到检查，这样一种必经的手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实际上，很少人写信。有时万不得已要传递信息，就用印好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的辞句，只要把不适用的话划掉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的姓名，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决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要是他能够在她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时接近她，地点又是在食堂中央，距离电幕不要太近，周围人声嘈杂，只要这样的条件持续有那么三十秒钟，也许就可以交谈几句了。

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生活就象在做辗转反侧的梦一样。第二天，在他要离开食堂时她才到来，那时已吹哨了。她大概换了夜班。他们两人擦身而过时连看也不看一眼。接着那一天，她在平时到食堂的时候在食堂中出现，可是有三个姑娘在一起，而且就坐在电幕下面。接着三天，她都没有出现。这使他身心紧张，特别敏感脆弱，好象一碰即破似的；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不管是接触还是声音，不管是他自己说话还是听人家说话，都成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无法完全逃避她的形象。他在这几天里没有去碰日记。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忘怀的话，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时可以一口气十分钟忘掉他自己。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也不能去打听。她可能已经化为乌有了，也可能自杀了，也可能调到大洋国的另外一头去了——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可能改变了主意，决定避开他了。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胳臂已去了悬吊的绷带，不过手腕上贴着橡皮膏。看到她，使他高兴得禁不住直挺挺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下一天，他差一点同她说成了话。那是当他进食堂的时候，她坐在一张距墙很远的桌子旁，周围没有旁人。时间很早，食堂的人不怎么多。队伍慢慢前进，温斯顿快到柜台边的时候，忽然由于前面有人说他没有领到一片糖精而又停顿了两分钟。但是温斯顿领到他的一盘饭莱，开始朝那姑娘的桌子走去时，她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若无其事地朝她走去，眼光却在她后面的一张桌子那边探索。当时距离她大概有三公尺远。再过两秒钟就可到她身旁了。这时他的背后忽然有人叫他“史密斯！”他假装没有听见。那人又喊了一声“史密斯!”，声音比刚才大一些。再假装没有听见已没有用了。他转过头去一看，是个头发金黄、面容愚蠢的年青人，名叫维尔希，此人他并不熟，可是面露笑容，邀他到他桌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拒绝他是不安全的。在别人认出他以后，他不能再到一个孤身的姑娘的桌边坐下。这样做太会引起注意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坐了下来。那张愚蠢的脸也向他笑容相迎。温斯顿恨不得提起一把斧子把它砍成两半。

几分钟之后，那姑娘的桌子也就坐满了。

但是她一定看到了他向她走去，也许她领会了这个暗示。第二天，他很早就去了。果然，她又坐在那个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边，又是一个人。队伍里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个子矮小，动作敏捷，象个甲壳虫一般，他的脸型平板，眼睛很小，目光多疑。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他看到那个小个子向那个姑娘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又落空了。再过去一张桌子有个空位子，但那小个子的神色表露出他很会照顾自己，一定会挑选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心里一阵发凉，只好跟在他后边，走过去再说。除非他能单独与那姑娘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忽拉一声。那小个子四脚朝天，跌在地上，盘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汤水和咖啡流满一地。他爬了起来，不高兴地看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他故意绊他跌交的。不过不要紧。五秒钟以后，温斯顿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姑娘的桌旁了。

他没有看她，他放好盘子就很快吃起来。应该趁还没有人到来以前马上说话，但是他忽然一阵疑惧袭心。打从上次她向他有所表示以来，已有一个星期了。她很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她一定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件事要搞成功是不可能的；实际生活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要不是他看到那个长发诗人安普尔福思端着一盘菜饭到处逡巡要想找个座位坐下，他很可能根本不想开口的。安普尔福思对温斯顿好象有种说不出的感情，如果看到温斯顿，肯定是会到他这里就座的。现在大约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要行动就得迅速。这时温斯顿和那姑娘都在吃饭。他们吃的东西是用菜豆做的炖菜，实际上同汤一样。温斯顿这时就低声说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起头来看，一边把稀溜溜的东西送到嘴里，一边轻声地交换几句必要的话，声色不露。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三十分。”

“咱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附近。”

“那里尽是电幕。”

“人多就不要紧。”

“有什么暗号吗?”

“没有。看到我混在人群中的时候才可以过来。眼睛别看我。跟在身边就行了。”

“什么时间?”

“十九点。”

“好吧。”

安普尔福思没有见到温斯顿，在另外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姑娘很快地吃完了饭就走了，温斯顿留了下来抽了一支烟。他们没有再说话，而且也没有相互看一眼，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这可不容易做到。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个大笛子般的圆柱底座周围徘徊，圆柱顶上老大哥的塑像向南方天际凝视着，他在那边曾经在“一号空降场战役”中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而在几年之前则是东亚国的飞机)。纪念碑前的街上，有个骑马人的塑像，据说是奥立佛·克伦威尔。在约定时间五分钟以后，那个姑娘还没有出现。温斯顿心中又是一阵疑惧。她没有来，她改变了主意!他慢慢地走到广场北面，认出了圣马丁教堂，不由得感到有点高兴，那个教堂的钟声——当它还有钟的时候——曾经敲出过“你欠我三个铜板”的歌声。这时他忽然看到那姑娘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或者说装着在看——上面贴着的一张招贴。在没有更多的人聚在她周围之前上去走近她，不太安全。纪念碑四周尽是电幕。但是这时忽然发生一阵喧哗，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重型车辆的声音。突然人人都奔过广场。那个姑娘轻捷地在底座的雕狮旁边跳过去，混在人群中去了。温斯顿跟了上去。他跑去的时候，从叫喊声中听出来，原来是有几车欧亚国的俘虏经过。

这时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堵塞了广场的南边。温斯顿平时碰到这种人头济济的场合，总是往边上靠的，这次却又推又搡，向人群中央挤去。他不久就到了离那姑娘伸手可及的地方，但中间夹了一个魁梧的无产者和一个同样肥大的女人，大概是无产者的妻子，他们形成了一道无法越过的肉墙。温斯顿把身子侧过来，猛的一挤，把肩膀插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五脏六肺好象被那两个壮实的躯体挤成肉浆一样。但他出了一身大汗，终于挤了过去。他现在就在那姑娘身旁了。他们肩挨着肩，但眼睛都呆呆地直视着前方。

这时有一长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街道，车上每个角落都直挺挺地站着手持轻机枪、面无表情的警卫。车上蹲着许多身穿草绿色破旧军服的人，脸色发黄，互相挤在一起。他们的悲哀的蒙古种的脸木然望着卡车的外面，一点也没有感到好奇的样子。有时卡车稍有颠簸，车上就发出几声铁链叮当的声音；所有的俘虏都戴着脚镣。一车一车的愁容满脸的俘虏开了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不断地在经过，但是他只是时断时续地看到他们。那姑娘的肩膀和她手肘以上的胳臂都碰到了他。她的脸颊挨得这么近，使他几乎可以感到她的温暖。这时她马上掌握了局面，就象在食堂那次一样。她又口也不张，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话，这样细声低语在人声喧杂和卡车隆隆中是很容易掩盖过去的。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你能调休吗?”

“能。”

“那么听好了。你得记清楚。到巴丁顿车站去——”

她逐一说明了他要走的路线，清楚明确，犹如军事计划一样，使他感到惊异。坐半小时火车，然后出车站往左拐，沿公路走两公里，到了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穿过了田野中的一条小径，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路上，灌木丛中又有一条小路，上面横着一根长了青苔的枯木。好象她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一样。她最后低声说，“这些你都能记得吗?”

“能。”

“你先左拐，然后右转，最后又左拐。那扇大门顶上没横梁。”

“知道。什么时间?”

“大约十五点。你可能要等。我从另外一条路到那里。你都记清了?”

“记清了。”

“那么马上离开我吧。”

这，不需要她告诉他．但是他们在人群中一时还脱不开身。卡车还在经过，人们还都永不知足地呆看着。开始有几声嘘叫，但这只是从人群中间的党员那里发出来的，很快就停止了。现在大家的情绪完全是好奇。不论是从欧亚国或东亚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一种奇怪陌生的动物。除了俘虏，很少看到他们，即使是俘虏，也只是匆匆一瞥。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只知其中有少数人要作为战犯吊死。别的就无影无踪了，大概送到了强迫劳动营。圆圆的蒙古种的脸过去之后，出现了比较象欧洲人的脸，肮脏憔悴，满面胡须。

从毛茸茸的面颊上露出的目光射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有时紧紧地盯着，但马上就一闪而过了。车队终于走完。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满脸毛茸茸的胡须，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手叉在胸前，好象久已习惯于把他的双手铐在一起了。温斯顿和那姑娘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趁四周人群还是很挤的时候，她伸过手来，很快地捏了一把他的手。

这一捏不可能超过十秒钟，但是两只手好象握了很长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摸熟了她的手的每一个细部。他摸到了纤长的手指，椭圆的指甲，由于操劳而磨出了老茧的掌心，手腕上光滑的皮肤。这样一摸，他不看也能认得出来。这时他又想到，他连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可能是棕色，但是黑头发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蓝色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她，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是不易发觉的，他们不敢相互看一眼，只是直挺挺地看着前面，而看着温斯顿的不是那姑娘，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他的眼光悲哀地从毛发丛中向他凝视着。

温斯顿从稀疏的树荫中穿过那条小路，在树枝分开的地方，就映入了金黄色的阳光。在左边的树下，地面白茫茫地长着风信子。空气润湿，好象在轻轻地吻着皮肤。这是五月的第二天。从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嘤鸣。

他来得稍为早了一些。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姑娘显然很有经验，使他不象平时那么害怕。大概可以信赖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的来说，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乡下一定比在伦敦更加安全。不错，在乡下没有电幕，但是总有碰上窃听器的危险，把你的说话声录下来；此外，一个人出门要不引起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百公里之内，不需要拿你的通行证去申请许可，但是有时火车站附近有巡逻队，要检查在那里碰到的党员的身份证，询问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但是那天没有碰到巡逻队，在出车站以后，他一路上不时回头看，确信没有人钉他的梢。火车上尽是无产者，因为天气和暖，个个都高高兴兴的。他搭的硬座车厢坐满了一个大家庭，从老掉了牙的老奶奶到才满月的婴孩，他们是到乡下亲戚家中去串门，弄一些黑市黄油，他们很坦率地这么告诉温斯顿。

这条路慢慢地开阔起来，不久他就到了她告诉他的那条小径上了，那是牛群在灌木丛中踩踏出来的。他没有带表，但是知道还不到十五点。脚下到处是风信子，要不踩在上面是办不到的。他蹲了下来，摘了一些，一半是消遣时间，但是也模模糊糊地想到要在同那姑娘见面时献给她一束花。他摘了很大的一束，正在嗅着它的一股不好闻的淡淡的香味时，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踩踏枯枝的脚步声，不禁吓得动弹不得。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摘花。很可能就是那姑娘，但也可能还是有人钉上了他。回过头去看就是做贼心虚。他一朵又一朵地摘着。这时有一只手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姑娘。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出声，然后拨开树校，沿着那条狭狭的小径，很快地引着路走到树林深处去。显然她以前去过那里，因为她躲闪坑坑洼洼非常熟练，好象出于习惯一样。温斯顿跟在后面，手中仍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放心，但是他看着前面那个苗条健康的身子，上面束着那条猩红的腰带，宽紧适当，露出了她的臀部的曲线，他就沉重地感到了自惭形秽。即使事到如今，她回头一看，仍很可能就此打退堂鼓。

甜美的空气和葱翠的树叶使他感到气馁。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五月的阳光已经使他感到了全身肮脏，脸色苍白，完全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嵌满了伦敦的煤烟尘土。他想到至今为止她大概从来还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过他。他们到了她说到过的那根枯木的旁边，她一跃过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拨开树枝，温斯顿跟着她走到一个天然的小空地，那块小小的多草的土墩周围都是高高的幼树，把它严密地遮了起来。那姑娘停了步，回过身来说：“咱们到了。”

他面对着她，相距只有几步远。但是他仍不敢向她靠近。

“我在路上不想说什么话，”她继续说，“万一什么地方藏着话筒。我想不至于，但仍有可能性。他们那些畜生总可能有一个认出你的声音来。这里就没事了。”

他仍没有勇气靠近她。“这里就没事了?”他愚蠢地重复说。

“是的。你瞧这些树。”这些树都是小榛树，从前给砍伐过，后来又长了新苗，都是细长的干儿，没有一棵比手腕还粗。“没有一棵大得可以藏话筒。再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他已经想法走近了她一些。她挺着腰站在他前面，脸上的笑容隐隐有股嘲笑的味道，好象在问他为什么迟缓地不动手。风信子掉到了地上，好象是自己掉下来似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能相信吗，”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他注意到它们是棕色的，一种比较淡的棕色，睫毛却很浓。

“现在你既然已经看清了我，你还能多看一眼吗?”

“能。很容易。”他又说，“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

“我都不在乎，”那姑娘说。

接着，也很难说究竟是谁主动，她已在他的怀里了。起初，他除了感到完全不可相信之外，没有任何感觉。那个年轻的身躯靠在他的身上有些紧张，一头黑发贴在他的脸上，说真的，她真的抬起了脸，他开始吻她红润的宽阔的嘴。她的双臂楼紧了他的脖子，轻轻地叫他亲爱的，宝贝，心肝儿。

他把她拉到地上，她一点也不抗拒，听任他的摆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肌肤的相亲，并没有使他感到肉体上的刺激。他所感到的仅仅是不可相信和骄傲。

他很高兴，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肉体上的欲望。事情来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她的美丽，使他害怕，他已习惯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个姑娘坐了起来，从头发里捡出一朵风信子。她靠着他坐着，伸手搂住他的腰。

“没有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下午都是咱们的。这地方很隐蔽，是不是?有一次集体远足我迷了路才发现的。

要是有人过来，一百公尺以外就可以听到。”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

“裘莉亚。我知道你叫什么。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打听到的?”

“我想打听这种事情我比你有能耐，亲爱的。告诉我，在那天我递给你条子以前，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想到要对她说谎话。一开始就把最坏的想法告诉她，这甚至也是爱的表示。

“我一见你就恨你，”他说。“我想你，然后再杀死你。两个星期以前，我真的想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破你的脑袋。要是你真的想知道，我以为你同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姑娘高兴地大笑起来，显然认为这是对她伪装巧妙的恭维。

“思想警察！你真的那么想吗?”

“嗳，也许不完全是这么想。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你知道，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我想，也许——”

“你想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洁。旗帜、游行、口号、比赛、集体郊游——老是搞这样的事情。你想我一有机会就会揭发你是思想犯，把你于掉?”

“是的，几乎是那样。好多好多年青的姑娘都是那样，这个你也知道。”』“全赖这捞什子，”她一边说，一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猩红色腰带扯了下来，扔在一根树枝上。接着，她想起了一件事情，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来，一掰成两块，给了温斯顿一块。他没有吃就从香味中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巧克力，颜色很深，晶晶发亮，用银纸包着。一般的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吃起来象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这是最相近的形容。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吃到过象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第一阵闻到的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但是记不清是什么了，尽管这感觉很强烈，久久不去。

“你从哪儿搞到这玩艺儿的?”他问。

“黑市，”她毫不在乎地说。“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温斯顿舌尖上的第一口巧克力已经融化，味道很好。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仍在他的意识的边缘上徘徊，一种你很明显地感觉到，但是却又确定不了是什么具体形状的东西，好象你从眼角上看到的东西。他把它撇开在一旁，只知道这是使他很后悔而又无法挽救的一件事的记忆。

“你很年轻，”他说。“你比我小十几岁。象我这样一个人，你看中什么?”

“那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我决定冒一下险。

我很能发现谁是不属于他们的人。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反对他们(them)。”

他们(Them)，看来是指党，尤其是指核心党，她说起来用公开的讥嘲的口气，这种仇恨的情绪使温斯顿感到不安，尽管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话，他们现在呆的地方肯定是安全的。她身上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很惊讶，那就是她满嘴粗话。党员照说不能说骂人的话，温斯顿自己很少说骂人的话，至少不是高声说。但是裘莉亚却似乎一提到党，特别是核心党，就非得用小胡同里墙上粉笔涂抹的那种话不可。他并不是不喜欢。这不过是她反对党和党的一切做法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且似乎有点自然健康，象一头马嗅到了烂草打喷嚏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空地，又在稀疏的树荫下走回去，只要小径够宽可以并肩走，就互相搂着腰。他觉得去了腰带以后，她的腰身现在柔软多了。他们说话很低声。裘莉亚说，出了那块小空地，最好不出声。他们不久就到了小树林的边上。她叫他停了步。

“别出去。外面可能有人看着。我们躲在树枝背后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荫里。阳光透过无数的树叶照在他们的脸上仍是热的。温斯顿向远处田野望去，发现这个地方是他认识的，不禁觉得十分惊异。他一眼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草给啃得低低的，中间弯弯曲曲地有一条小径，到处有鼹鼠洞。在对面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可以看到榆树枝在微风中摇摆，树叶象女人的头发一样细细地飘动。尽管看不到，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条溪流，绿水潭中有鲤鱼在游泳。

“这里附近是不是有条小溪?”他轻轻问道。

“是啊，有一条小溪。在那边那块田野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柳树下面的水潭里浮沉，摆动着尾巴。”

“那是黄金乡——就是黄金乡，”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亲爱的。那是我有时在梦中见到的景色。”

“瞧!”裘莉亚轻声叫道。

一只乌鸦停在不到五公尺远的一根高度几乎同他们的脸一般齐的树枝上。也许它没有看到他们。它是在阳光中，他们是在树荫里。它展开翅膀，又小心地收了起来，把头低了一会儿，好象向太阳致敬，接着就开始唱起来，嘤鸣不绝。

在下午的寂静中，它的音量是很惊人的。温斯顿和裘莉亚紧紧地挨在一起，听得入了迷。这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那只乌鸫鸣叫不已，变化多端，从来没有前后重复的时候，好象是有心表现它的精湛技艺。有时候它也暂停片刻，舒展一下翅翼，然后又收敛起来，挺起色斑点点的胸脯，又放怀高唱。温斯顿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看着。那只鸟是在为谁，为什么歌唱?并没有配偶或者情敌在听它。它为什么要栖身在这个孤寂的树林的边上兀自放怀歌唱?他心里想，不知附近有没有安装着窃听器。他和裘莉亚说话很低声，窃听器是收不到他们的声音的，但是却可以收到乌鸫的声音。也许在窃听器的另一头，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在留心窃听——听到的却是鸟鸣。可是乌鸫鸣叫不止，逐渐把他的一些猜测和怀疑驱除得一干二净。这好象醍醐灌顶，同树叶缝中漏下来的阳光合在一起。他停止了思想，只有感觉在起作用。他怀里的姑娘的腰肢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挪转一下从而使他俩面对着面；她的肉体似乎融化在自已的肉体里了。他的手摸到哪里，哪里就象水一样不加抗拒。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同刚才的硬梆梆的亲吻大不一样。他们再挪开脸的时候，两个人都深深地叹口气。那只鸟也吃了一惊，扑翅飞走了。

温斯顿的嘴唇贴在她的耳边轻轻说：“马上。”

“可不能在这里，”她轻轻回答。“回到那块空地去。那里安全些。”

他们很快地回到那块空地，一路上折断了一些树枝。一回到小树丛中之后，她就转过身来对着他。两个人都呼吸急促，但是她的嘴角上又现出了笑容。她站着看了他一会，就伸手拉她制服的拉练。啊，是的!这几乎同他梦中所见的一样。几乎同他想象中的一样快，她脱掉了衣服，扔在一旁，也是用那种美妙的姿态，似乎把全部文明都抛置脑后了。她的肉体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白晰。但他一时没有去看她的肉体，他的眼光被那露出大胆微笑的雀斑脸庞给吸引住了。他在她前面跪了下来，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以前干过吗?”

“当然干过。几百次了——嗳，至少几十次了。”

“同党员一起?”

“是的，总是同党员一起。”

“同核心党的党员一起?”

“那可没有，从来没有同那些畜牲一起。不过他们如果有机会，有不少人会愿意的。他们并不象他们装作的那样道貌岸然。”

他的心跳了起来。她已经干了几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谁知道?也许在表面的底下，党是腐朽的，它提倡艰苦朴素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罪恶的伪装。如果他能使他们都传染上麻疯和梅毒，他一定十分乐意这么做!凡是能够腐化、削弱、破坏的事情，他都乐意做!他把她拉下身来，两人面对着面。

“你听好了，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我恨善良。我都不希望哪里有什么美德。

我希望大家都腐化透顶。”

“那么，亲爱的，我应该很配你。我腐化透顶。”

“你喜欢这玩艺儿吗?我不是只指我；我指这件事本身。”

“我热爱这件事。”

这就是他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在掉落的风信子的中间。这次没有什么困难。不久他们的胸脯的起伏恢复到正常的速度，兴尽后分开躺在地上了。阳光似乎更加暖和了。两人都有了睡意。他伸手把制服拉了过来，盖在她身上。接着两人就马上睡着了，大约睡了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醒。他坐起身来，看着那张仍旧睡着，枕在她的手掌上的雀斑脸。除了她的嘴唇以外，你不能说她美丽。

如果你细看，眼角有一两条皱纹。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柔软。他忽然想到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睡着的无依无靠的年轻健康的肉体引起了他一种怜悯的、保护的心情。但是却不完全是刚才站在榛树下听那乌鸫鸣叫时所感到的那种盲目的柔情。他把制服拉开，看她的洁白如脂的肉体。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己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裘莉亚说。“随便哪个地方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不过当然，在一两个月之内却不能用。”

她一醒来，神情就不同了。她又变得动作干净利落起来。她穿上了衣服，腰上系起了猩红的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把这种事情交她去办，似乎很自然。她显然在实际生活方面很有办法，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十分熟悉，了若指掌，这是她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她给他安排的路线与他来的路线大不相同，要他到另外一个车站去伦敦。她说，“千万不要走同一条路线回家，”好象是阐明一条重要的原理似的。她先走，温斯顿等半小时以后才在她后面走。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在那里相会。那是一条比较穷苦住宅区的街道，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一般都很拥挤喧闹。她将在那里的货摊之间徘徊，假装是寻找鞋带或者线团。如果她认为平安无事，她见他走近就擤鼻子；否则他就得装着不认识走过去。但是如果运气好，他们就可以在人群中间太平无事地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一等到他记住了她的吩咐，她就说道。“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尽两小时的义务，发传单等等的事情，你说可恶不可恶?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不好?头发里有树叶吗?肯定没有?那么再见，亲爱的，再见!”

她投在他怀里，狠狠地吻他，一会儿后她就推开幼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往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室内相会，或者交换什么信件。

后来他们一直没有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里去过。五月份他们只有一次机会真的作了爱。那是在裘莉亚告诉他的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曾经有颗原子弹掉在那里的几乎成了一片荒野的所在，有一个炸毁的教堂，那地方就在教堂的钟楼里。只要你能走到那里，那个地方很不错，但是要到那里却很危险。其余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街上相会，每次都换地方，每次都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在街上，一般是能够说些话的。他们在人头济济的人行道上慢慢走，一前一后，从来不互相看一眼，却能奇怪地进行时断时续的谈话，就象灯塔一亮一灭一样，如果看到有穿党员制服的人定近或者附近出现一个电幕，就突然哑声不言，几分钟以后又把刚才说的半句话继续说下去，但是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又突然中断，到了第二天晚上又没头没脑地继续下去。裘莉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她称为“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皮，技巧娴熟，令人惊奇。他们每天晚上见面，几乎快有一个月，在这过程中，他们只有一次做到了亲个吻。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不言不语地走着的时候(裘莉亚一离开大街就从来不说话)，突然响起一声震耳的轰鸣，地面震动，空中一片乌黑，温斯顿跌到在地，又痛又怕。一定是附近掉了一个火箭。突然之间他发现裘莉亚的脸就近在几厘米旁边，面无血色，象白粉一样。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她已经死了!他把她搂过来，却发现自己吻的是个活人的温暖的脸。

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开了，因为正好街角有个巡逻队过来，或者头顶上有直升飞机巡逻。即使不那么危险，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因为温斯顿一周工作六十小时，裘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闲而异，并不经常吻合，反正裘莉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都尽义务参加的加班军火生产，这样又牺牲了他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因此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温斯顿就得化四个小时干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若断若续的谈话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气闷热停滞，有股强烈的鸽屎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小时的话，过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了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

裘莉亚二十六岁，同其他三十个姑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补充说。)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说司管小说写作器。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搞机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够介绍给你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象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什么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她上学时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毫无置疑的标志，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它为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象《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象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诲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袭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象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开猎狗一样，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的。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妻子?”裘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儿叫‘思想好’的吗?那是说天生的正经派，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不过我知道那号人，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后生活情况告诉她，奇怪的是，她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她好象亲眼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向他一一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凯瑟琳的身体就僵硬起来，即使她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劲推开他。同裘莉亚在一起，他觉得谈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反正凯瑟琳早已不再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成了一种可厌的记忆了。

“要不是为了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说。接着他把凯瑟琳每星期一次在同一天的晚上迫着他象办例行公事似地干那件事的情况告诉她。“她不愿干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不这么干。她曾经把它叫做——你猜也猜不到。”

“咱们对党的义务，”裘莉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在学校里对十六岁以上的姑娘每个月有一次性教育讲座。在青年团里也有。他们长年累月地这样向你灌输。在许多人身上大概生了效。但是，当然，谁也说不准；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在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在裘莉亚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她就显得特别敏锐。不象温斯顿，她了解党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她是这么说的：“你作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他想，这话说得有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性的冲动，对党是危险的，党就加以利用。他们对人们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要废除家庭是实际做不到的，相反，还鼓励大家要钟爱自己的子女，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却有计划地教子女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他们的言行，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用这种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太愚蠢，没有识破他的见解的不合正统，要不然的话，早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

但在这当儿使他想起它来的还是由于下午空气的闷热，使他额上冒了汗。他就开始向袭莉亚说到十一年前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或者不如说所没有能够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迷了路。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不过拐错了一个弯，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垩土矿场的边缘上，悬崖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深，底下尽是大石块。附近没有人可以问路。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就十分不安起来。离开吵吵嚷嚷的远足伙伴哪怕只有一会儿，也使她感到做了错事。她要顺着原路走回去，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但是这时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莲花。其中一簇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显然出于同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他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瞧，凯瑟琳！瞧这几朵花。靠近矿底的那一簇。你瞧清楚了没有，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了身要走了，这时勉强回来看了一眼。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去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后面不远，把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忽然想到附近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他们两个，连树叶也纹丝不动，更没有一声鸟语。在这样一个地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即使有，也只能录到声音。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阳光向他们直晒，他的脸上流下了汗珠。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裘莉亚说。“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

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厚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得近一些。

她的脑袋偎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鸽子屎臭。

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企望，她不懂得，把一个碍事朋人推下悬崖去不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后悔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就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不同意的。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杀死她，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裘莉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害怕死。你年青，所以大概比我还害怕死。显然，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死与生是一回事。”

“哦，胡说八道！你愿意同谁睡觉，同我还是同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实在的，活着的！你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来把胸脯压着他。隔着制服，他感到她的乳房，丰满而结实。她的身体好象把青春和活力灌注到了他的身上。

“是啊，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末不要再说死了。现在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得安排下次的约会。我们也可以回到树林中的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已经长久没有去那里了。但是这次你一定得走另外一条路。我已经计划好了。你搭火车——你瞧，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实际作风，把一些尘土扫在一起，用鸽子窝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来。

温斯顿看一看却林顿先生的店铺楼上的那简陋的小屋。

窗户旁边的那张大床已经用粗毛毯铺好，枕头上没有盖的。

壁炉架上那口标着十二个小时的老式座钟在滴答地走着。角落里，在那折叠桌子上，上次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暗半明中发出柔和的光芒。

壁炉围栏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铁皮煤油炉，一只锅子，两只杯子，这都是却林顿先生准备的。温斯顿点了火，放一锅水在上面烧开。他带来了一只信封，里面装了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片。钟上的指针是七点二十分；应该说是十九点二十分。她说好十九点三十分来。

蠢事啊，蠢事!他的心里不断地这么说：自觉的、无缘无故的、自招灭亡的蠢事!党员可能犯的罪中，数这罪是最不容易隐藏的。实际上，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所反映的玻璃镇纸在他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形象。不出所料，却林顿先生毫不留难地出租了这间屋子。他显然很高兴能到手几块钱。当他知道温斯顿要这间屋子是为了幽会，他也不觉得吃惊或者反感。相反，他装做视而不见，说话泛泛而谈，神情非常微妙，使人觉得他好象有一半已经隐了身一样。他还说，清静独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人人都想要找个地方可以偶而图个清静。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别人知道了也最好不要声张，这是起码的礼貌。他甚至还说，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一个经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这么说时他好象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面偷偷看出去。六月的太阳还很高，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一个又肥又大的女人，象诺曼圆柱一样壮实，胳膊通红，腰部系着一条粗布围裙，迈着笨重的脚步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走着，晾出一批方形的白布，原来是婴儿的尿布。她的嘴里不咬着晾衣服的夹子时，就用很大嗓门的女低音歌唱：“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消失起来快得象四月里的一天，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这只歌子在伦敦已经流行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是音乐司下面的一个科为无产者出版的许多这种类似歌曲中的一首。

这种歌曲的歌词是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编写出来的，不需要一点点人力。但是那女人唱得那么动听，使得这些胡说八道的废话听起来几乎非常悦耳。他可以听到那个女人一边唱着题，一边鞋子在石板上磨来擦去，街头孩子们的叫喊，远远什么地方隐隐约约的市声，但是屋子里仍异样地静寂，那是由于没有电幕。

蠢事，蠢事，蠢事!他又想了起来。不可想象他们能够几个星期来此幽会一次而不被发觉。但是要想在室内而且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地方，这个诱惑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太大了。在他们去了教堂钟楼那次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安排一个相会的地方。为了迎接仇恨周，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到仇恨周还有一个月，但是繁杂的准备工作使大家都要加班加点。最后他们两人终于弄到在同一个下午休息。他们原来商量好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去。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在街头见了一面。当他们两人混在人群中相遇时，温斯顿象平时一样很少看裘莉亚，但匆匆一瞥，使他觉得她的脸色似乎比平时苍白。

“吹了，”她看到情况比较安全时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的事。”

“什么?”

“明天下午。我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又是那个。这次开始得早。”

他猛一下感到很生气。在认识她一个月之内，他对她的欲望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开始时很少真实的感情。他们第一次的作爱只不过是意志行为。但第二次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她头发的气味、嘴唇的味道、皮肤的感觉都似乎钻到了他的体内，弥漫到周围的空气中。她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需，成了一种他不仅需要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她一说她不能来，他就觉得她在欺骗他。正当这个时候，人群把他们一挤，他们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她把他的手指尖很快捏了一把，引起的似乎不是欲望，而是情爱。他想到，你如果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失望大概是不断发生的正常的事，因此突然对她感到了一种深厚的柔情，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他真希望他们是一对结婚已有十年历史的夫妇。

他真希望他们两人象现在那样在街上走着，不过是公开的，不带恐惧，谈着琐碎的事儿，买着家用的杂物。他尤其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单独在一起，而不必感到每次相会非作爱不可。他想到租却林顿先生的屋子的念头倒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而是在第二天。他向裘莉亚提出后，她出乎意料地马上同意了。他们两人都明白，这样做是发疯。好象是两人都有意向坟墓跨近一步。他一边在床边坐着等待她，一边又想起了友爱部的地下室。命中注定的恐怖在你的意识中时现时隐，真是奇怪的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这种恐怖必然会在死前发生，就象九十九必然是在一百之前一样。

你无法躲避，不过也许能够稍加推迟，但是你却经常有意识地、有意志地采取行动，缩短它未发生前的一段间隙时间。

就在这个当儿，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裘莉亚冲了进来。她提着一个棕色帆布工具包，这是他经常看到她在上下班时带着的。他走向前去搂她，但是她急忙挣脱开去，一半是因为她手中还提着工具包。

“等一会儿，”她说。“我给你看我带来了一些什么。你带了那恶心的胜利脾咖啡没有?我知道你会带来的。不过你可以把它扔掉了，我们不需要它。瞧这里。”

她跪了下来，打开工具包，掏出面上的一些扳子，旋凿。

下面是几个干净的纸包。她递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给他一种奇怪而有点熟悉的感觉。里面是种沉甸甸的细沙一样的东西，你一捏，它就陷了进去。

“不是糖吧?”他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里还有块面包——正规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次货——还有一小罐果酱。这里是一罐牛奶——不过瞧！这才是我感到得意的东西。我得用粗布把它包上，因为——”

但是她不用告诉他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因为香味已弥漫全室，这股浓烈的香味好象是从他孩提时代发出的一样，不过即使到了现在有时也偶而闻到，在一扇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飘过过道，或者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神秘地飘来，你闻了一下就又闻不到了。

“这是咖啡，”他喃喃地说，“真正的咖啡。”

“这是核心党的咖啡。这里有整整一公斤，”她说。

“这些东西你怎么弄到的?”

“这都是核心党的东西。这些混蛋没有弄不到的东西，没有。但是当然，服务员、勤务员都能揩一些油——瞧，我还有一小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旁蹲了下来。他把那个纸包撕开一角。

“这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莓叶。”

“最近茶叶不少。他们攻占了印度之类的地方，”她含含糊糊地说。“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背去，只要三分钟。走到床那边去坐着，别到窗口太近的地方。我说行了才转过来。”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看着薄纱窗帘的外面。院子里那个胳膊通红的女人仍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地忙碌着。她从嘴里又取出两只夹子，深情地唱着：“他们说时间能治疗一切，他们说你总是能够忘掉一切；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仍使我心痛象刀割一样！”

看来这个女人把这支废话连篇的歌背得滚瓜烂熟。她的歌声随着夏天的甜美空气飘了上来，非常悦耳动听，充满了一种愉快的悲哀之感。你好象觉得，如果六月的傍晚无休无止，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她就会十分满足地在那里呆上一千年，一边晾尿布，一边唱情歌。他想到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党员独自地自发地在唱歌，真有点奇怪。这样做就会显得有些不正统，古怪得有些危险，就象一个人自言自语。也许只有当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才会感到要唱歌。

“你现在可以转过身来了，”裘莉亚说。

他转过身去，一时几乎认不出是她了。他原来以为会看到她脱光了衣服。但是她没有裸出身子来。她的变化比赤身裸体还使他惊奇。她的脸上除了胭脂，抹了粉。

她一定是到了无产者区小铺子里买了一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脸颊上抹了胭脂，鼻子上扑了粉，甚至眼皮下也除了什么东西使得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她的化妆并不熟练巧妙，但温斯顿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想过一个党内的女人脸上涂脂抹粉。她的面容的美化十分惊人。这里抹些红，那里涂些白，她不仅好看多了，而且更加女性化了。她的短发和男孩子气的制服只增加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在怀里时，鼻孔里充满了一阵阵人造紫罗兰香气。他想起了在地下室厨房里的半明半暗中那个老掉牙的女人的嘴。她用的也是这种香水，但是现在这一点却似乎无关重要。

“还用了香水!”他说。

“是的，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去弄一件真正的女人衣裙，不穿这捞什子的裤子了。

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

他们脱掉了衣服，爬到红木大床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了衣服。在此以前，他一直对自己苍白瘦削的身体感到自惭形秽，还有小腿上的突出的青筋，膝盖上变色的创疤。床上没有床单，但是他们身下的毛毯已没有毛，很光滑，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床又大又有弹性。“一定尽是臭虫，但是谁在乎?”裘莉亚说。除了在无产者家中以外，你已很少看到双人大床了。温斯顿幼时曾经睡过双人大床，裘莉亚根据记忆所及，从来没有睡过。

接着他们就睡着了一会儿，温斯顿醒来时，时钟的指针已悄悄地移到快九点钟了。他没有动，因为裘莉亚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她的胭脂和粉大部份已经擦到他的脸上或枕头上了，但淡淡的一层胭脂仍显出了她脸颊的美。夕阳的淡黄的光线映在床角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开得正欢。下面院子里的那个女人已不在唱了，但自远方街头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他隐隐约约地想到，在那被抹掉了的过去，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一男一女一丝不挂，躺在这样的一张床上，愿意作爱就作爱，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觉得非起来不可，就是那样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外面市廛的闹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正常。肯定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时候。裘莉亚醒了过来，揉一揉眼睛，撑着手肘抬起身子来看一眼煤油炉。

“水烧干了一半，”她说。“我马上起来做咖啡。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你家里什么时候断电熄灯?”

“二十三点三十分。”

“宿舍里是二十三点。不过你得早些进门，因为——嗨，去你的，你这个脏东西！”

她突然扭过身去到床下地板上拾起一只鞋子，象男孩子似的举起胳膊向屋子角落扔去，动作同他看到她在那天早上两分钟仇恨时间向果尔德施坦因扔字典完全一样。

“那是什么?”他吃惊地问。

“一只老鼠。我瞧见它从板壁下面钻出鼻子来。那边有个洞。我把它吓跑了。”

“老鼠!”温斯顿喃喃自语。“在这间屋子里!”

“到处都有老鼠，”裘莉亚又躺了下来，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宿舍里甚至厨房里也有。伦敦有些地方尽是老鼠。你知道吗?它们还咬小孩。真的，它们咬小孩。在这种街道里，做妈妈的连两分钟也不敢离开孩子。那是那种褐色的大老鼠，可恶的是这种害人的东西——”

“别说下去了!”温斯顿说，紧闭着双眼。

“亲爱的!你的脸色都发白了。怎么回事?你觉得不好过吗?”

“世界上所有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是老鼠!”

她挨着他，双臂双腿都勾住他，好象要用她的体热来抚慰他。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有好几分钟之久，他觉得好象又回到了他这一辈子中不断做过的恶梦之中，梦中的情况总是一样。他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前，墙的那一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可怕得使你不敢正视的东西。他在这种梦中总是深感到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因为事实上他知道黑暗的墙后是什么。他只要拼命努力一下，就可以把这东西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就象从自己的脑子里掏出一块东西来一样。他总是还没有弄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就醒来了，不过这东西有些同刚才他打断裘莉亚的时候她正在说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老鼠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咱们不让它们呆在这里。咱们等一会走以前，用破布把洞口塞上。下次来时，我带些石灰来，把洞好好地堵上。”

这时莫名的恐惧已经忘掉了一半。他感到有些难为情，靠着床头坐起来。裘莉亚下了床，穿好了衣服，做了咖啡。锅子里飘出来的香味浓郁而带刺激性，他们把窗户关上，深伯外面有人闻到，打听是谁在做咖啡。加了糖以后，咖啡有了一种光泽，味道更好了，这是温斯顿吃了多年糖精以后几乎忘记了的东西。裘莉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抹了果酱的面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随便看一眼书架，指出最好怎么修理折叠桌，一屁股坐在破沙发里，看看是不是舒服，有点好玩地仔细观察一下座钟的十二小时钟面。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凑着光线看。他把它从她手中取过来，又给它的柔和的、雨水般的色泽吸引住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裘莉亚问。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东西——我是说，我认为从来没有人把它派过用处。我就是喜欢这一点。这是他们忘掉篡改的一小块历史。这是从一百年以前传来的讯息，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辨认。”

“还有那边的画片——”她朝着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一点头。“那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吗?”

“还要更久。大概有两百年了。我说不好。如今什么东西你都无法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

她走过去瞧。“那只老鼠就是在这里伸出鼻子来的，”她踢一踢画下的板壁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一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却林顿先生教他的那只歌有几句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点留恋地唱道：“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把这句歌词唱完了：“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这下面怎么唱，我已忘了。不过反正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是一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是一把斧子砍你脑袋!”

这好象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暗号。不过在“老巴莱教堂的钟声”下面一定还有一句。也许恰当地提示一下，可以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是谁教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教我唱。我八岁那年，他气死了——反正，他不见了。我不如道柠檬是什么，”她随便又说一句。“我见过橘子。那是一种皮很厚的圆形黄色的水果。”

“我还记得柠檬，”温斯顿说。“在五十年代很普通。很酸，闻一下也教你的牙齿发软。”

“那幅画片后面一定有个老鼠窝，”裘莉亚说。“哪一天我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咱们现在该走了。我得把粉擦掉。真讨厌！等会我再擦掉你脸上的唇膏。”

温斯顿在床上又懒了一会儿。屋子里慢慢地黑了下来。

他转身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玻璃镇纸。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不是那块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这么深，可是又象是空气一般透明。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赛默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默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默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的臭气薰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象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象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竞相比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厘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公尺。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公尺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进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象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座满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些店铺遭到洗劫；接着有谣言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投扔，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家屋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裘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为了图凉快，身上脱得光光的。老鼠没有再来，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是脏还是干净，这间屋子无异是天堂。他们一到之后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流着汗作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他长胖了，静脉曲张溃疡消褪，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拉开嗓门大骂。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幽会地点，几乎象是自己的家，因此即使只能偶一相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却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同却林顿先生聊一会。那个老头儿似乎很少外出，甚至根本不外出，此外，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

他在黑暗的小店堂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穿着一件平绒上衣，弯着背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踱来踱去，神情活象一个收藏家，不象一个旧货商。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件破烂或者那件破烂——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只是请他欣赏欣赏。听他说话就象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只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角的母牛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柯克·罗宾的惨死的。“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不以为然地笑道。但是不管哪一只歌谣，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桓在他们的心中——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象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就不会有灾难临头。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他感到，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停止了。他们常常耽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曰梦。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而不会被发觉。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期顿和裘莉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躲了开去，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到一家工厂去做工，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而不被人发觉。他们两人都知道，这都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自杀，他们也无意实行。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星期算一星期，虽然没有前途，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象只要有空气，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确有其事，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他告诉她在他和奥勃良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要到奥勃良面前去对他说自已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很奇怪，她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她善于从相貌上看人，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大家，几乎每个人，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只要安全无失，都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她不相信有普遍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她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要把那些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她也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在法庭外面从早到晚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咒骂果尔德施坦因总抢在别人之先。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的主张是什么，她却一无所知。她是革命后成长的，年纪太轻，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象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她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论怎么说，党是不可战胜的。它将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个样子。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这叫他大吃一惊。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飞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气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头，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汁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巳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记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刹?”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撤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慢慢增加，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儿，她就感到厌倦，混乱，说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她只知道什么该高兴，什么该不高兴，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她往往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叫他没有办法。她是那样的一种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

在同他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经而又不知正经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

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象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这件事终于发生了。期待中的信息传了过来。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他正走在部里大楼的长长的走廊里，快到裘莉亚上次把那纸条塞到他手中的地方，他才意识到身后跟着一个个子比他高的人。那个人，不知是谁，轻轻地咳了一声，显然是表示要说话。温斯顿猛然站住，转过身去。那人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着面，他的唯一冲动似乎是要逃走。他的心猛跳着，说不出话来。但是奥勃良仍继续走着，一只友好的手按了一下温斯顿的胳膊，这样他们两人就并肩向前走了。他开始用他特别彬彬有礼的口气说话，这是他与大多数核心党员不同的地方。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你谈谈，”他说。“前不久我读到你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用新话写的文章。我想你对新话颇有学术上的兴趣吧?”

温斯顿已恢复了他的一部分自信。他说，“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兴趣。我是个外行，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语言的实际创作工作。”

“但是你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奥勃良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最近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肯定是个专家。

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不可想象这不是提到赛默。但是赛默不仅死了，而且是给抹掉了，是个非人。提到他会有丧命的危险。奥勃良的话显然一定是个信号，一个暗号。由于两人共同参与了这个小小的思想罪行，他使他们成了同谋犯。他们原来是在走廊里慢慢地继续走着，这时奥勃良止了步。他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姿态总使人有一种奇怪的亲切之感。接着他说：“我其实想要说的是，我在你的文章中注意到你用了两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词儿，不过这两个词儿是最近才过时的。你有没有看过第十版的新话词典?”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这还没有出版吧。我们纪录司仍在用第九版。”

“是啊，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发行。但是他们已发了几本样书。我自己就有一本。也许你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说，马上领会了这个意思。

“有些新发展是极其聪明的。减少动词数目，我想你对这点是会有兴趣的。让我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不过这种事情我老是容易忘了。还是你有空到我住的地方来取吧，不知你方便不方便?请等一等。我把地址写给你。”

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奥勃良有些心不在焉地摸一摸他的两只口袋，摸出了一本皮面的小笔记本和一支金色的墨水笔。他就在电幕下面写了地址，撕了下来，交给了温斯顿，这个地位使得在电幕另一边的人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什么。

“我一般晚上都在家。”他说。“如果正好不在，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给你的。”

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温斯顿站在那儿，手中拿着那张纸片，这次他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了。但是他还是仔细地把上面写的地址背熟了，几个小时以后就把它同其他一大堆废纸一起扔进了忘怀洞。

他们在一起顶多只讲了两分钟的话。这件事只可能有一个含意。这样做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勃良的地址。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除了直接询问以外要知道谁住在哪里是不可能的。什么电话簿、地址录都是没有的。奥勃良对他说的就是“你如果要看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也许那本词典里夹着一封信，藏着一句话。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所梦想的密谋确实存在，他已经碰到了它外层的边缘了。

他知道他迟早要应奥勃良的召唤而去找他。可能是明天，也可能要隔很久——他也说不定。刚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多年前已经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实现而已。第一步是个秘密的不自觉的念头；第二步是开始写日记，他已经从思想进入到了语言，现在又从语言进入到了行动。最后一步则是将在友爱部里发生事情了。他已经决定接受这个结局。始即是终，终寓于始。但是这有点使人害怕；或者确切地说，这有点象预先尝一下死亡的滋昧，有点象少活几天。甚至在他同奥勃良说话的时候，当所说的话的含意慢慢明显以后，他全身感到一阵发冷，打了个寒战。他有了一种踏进潮湿寒冷的坟墓的感觉，并不因为他早已一直知道坟墓就在前面等候他而感到好过些。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充满了泪水。裘莉亚睡意很浓地挨近他，嘴里喃喃地说着大概是“怎么回事”之类的话。

“我梦见——”他开始说道，马上又停住了。这梦境太复杂了，说不清楚。除了梦本身之外，还有与梦有关的记忆，那是在醒来以后几秒钟之内浮现在他心中的。

他闭上眼睛躺着，仍浸沉在梦境中的气氛里。这是一场光亮夺目、场面很大的梦，他的整个一生，好象夏日傍晚雨后的景色一样，展现在他的前面。这都是在那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玻璃的表面成了苍穹，苍穹之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柔和的清澈的光芒，一望无际。这场梦也可以由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概括，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构成的。这个动作在三十年后他又在新闻片中看到了，那就是那个犹太妇女为了保护她的小孩不受子弹的扫射而做的一个动作，但是仍不能防止直升飞机把她们母子俩炸得粉碎。

“你知道吗，”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是我害死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母亲？”裘莉亚问道，仍旧在睡梦之中。

“我没有害死她。没有在肉体上害死她。”

在梦中，他记起了他对他母亲的最后一瞥，醒来以后，围绕着这梦境的一切细微末节都涌上了心头。这个记忆他在许多年来是一直有意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的。他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了，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概至少已有十岁了，也可能是十二岁。

他父亲在这以前消失了；在这以前究竟多久，他已记不得了。他只记得当时生活很不安定，朝不保夕：经常发生空袭，在地下铁道车站中躲避空袭，到处都是瓦砾，街头贴着他所看不懂的公告，穿着同样颜色衬衫的成群少年，面包房前长长的队伍，远处不断响起的机枪声，尤其是，总是吃不饱。他记得每天下午要花许多时间同其他一些孩子在垃圾桶、废物堆里捡破烂，什么菜帮子，菜叶子，土豆皮，有时甚至还有陈面包片，捡到这些，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炉渣扒掉；有时还在马路上等卡车开过，他们知道这些卡车有固定路线，装的是喂牛的饲料，在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就会洒出一些豆饼下来。

他父亲失踪的时候，他母亲并没有表示奇怪或者剧烈的悲痛，但是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她好象精神上完全垮掉了一样。甚至连温斯顿也感到她是在等待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一切该做的事她都照样在做——烧饭、洗衣、缝补、铺床、扫地、掸土——但是总是动作迟缓，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好象艺术家的人体模型自己在走动一样，这使人觉得奇怪。她的体态动人的高大身子似乎自然而然地陷于静止了。她常常一连好几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给他小妹妹喂奶，他的小妹妹是个体弱多病、非常安静的婴儿，只有二、三岁，脸上瘦得象只猴子。她偶然会把温斯顿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很久不说话。他尽管年幼无知，只管自己，但也明白这同要发生的、但是从来没有提到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黑暗湫隘，一张白床单铺盖的床占了一半的面积。屋子里有个煤气灶，一个食物柜，外面的台阶上有个棕色的陶瓷水池，是几家合用的。他记得他母亲高大的身子弯在煤气灶上搅动着锅里的什么东西。他尤其记得他老是肚子饿，吃饭的时候总要吵个不休。他常常一次又一次哼哼唧唧地问他母亲，为什么没有更多吃的，他常常向她大喊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自己的嗓门，由于大喊大叫过早地变了音，有时候洪亮得有些奇怪)，他也常常为了要分到他一些吃的而伪装可怜相。他母亲是很乐意多分给他一些的。她认为他是个“男孩”，分得最多是当然之理；但是不论她分给他多少，他总是嫌不够。每次吃饭时她总求他不要自私，不要忘了小妹妹有病，也需要吃的，但是没有用。

她如果不给他多盛一些，他就气得大喊大叫、把锅子和勺子从她手中夺过来，或者把他妹妹盆中的东西抢过来。他也明白这么做，他母亲和妹妹得挨饿，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觉得自已有权这么做。他肚中的辘辘饥肠似乎就是他的理由。两餐之间，如果他母亲防卫不严，他还常常偷吃食物柜上一点点可怜的贮藏。

有一天发了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过去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没有发了。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珍贵的一点点巧克力，二两重的一块(那时候仍用磅称)，三人分。应该分成等量的三块。但是突然之间，仿佛有人在指使他似的，温斯顿听到自己声如洪钟的要求，把整块巧克力都给他。他母亲叫他别贪心。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哼哼唧唧，又是叫，又是哭，眼泪鼻涕，劝诫责骂，讨价还价。他的小妹妹双手紧抱着他母亲，活象一只小猴子，坐在那里，从他母亲的肩后望过来，瞬着大眼睛悲伤地看着他。最后他母亲把那块巧克力掰了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把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那小姑娘拿着巧克力，呆呆地看着，好象不知它是什么东西。温斯顿站着看了一会。接着他突然跃身一跳，从他妹妹手中把那块巧克力一把抢走就跑到门外去了。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后面叫他。“快回来！把你妹妹的那块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了下来，但没有回来。他母亲的焦虑眼光盯着他的脸。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在想那就要发生的事，即使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妹妹这时意识到有东西给抢走了，软弱地哭了几声。他母亲搂紧了她，把她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口上。这个姿势使温斯顿意识到他妹妹快要死了。他转过身去，逃下了楼梯，巧克力捏在手中快要化了，有点粘糊糊的。

他以后没有再见到他母亲。他吃了巧克力以后，觉得有点惭愧，在街头闲荡了几个小时，饥火中烧才驱使他回家。

他一回去就发现母亲不在了。那个时候，这已成了正常的现象。屋子里除了他母亲和妹妹以外，什么都不缺。他们没有拿走衣服，甚至也没有拿走他母亲的大衣。到今天他还没有把握，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完全有可能，她只是给送到强迫劳动营去了。至于他妹妹，很可能象他自己一样，给送到一个孤儿院里去了，他们把它叫做保育院，这是在内战后象雨后春笋似地出现的。她也很可能跟他母亲一起去了劳动营，也很可能给丢在什么地方，无人过问而死了。

这个梦在他心中仍栩栩如生，特别是那个胳膊一搂的保护姿态，似乎包含了这个梦的全部意义。他又回想到两个月前的另外一个梦。他的母亲同坐在铺着白床单的床边抱着孩子一样，这次是坐在一条沉船里，掉在他的下面，起渐往下沉，但仍从越来越发黑的海水中指头朝他看。

他把他母亲失踪的事告诉了裘莉亚。她眼也不睁开就翻过身来，蜷缩在他怀里，睡得更舒服一些。

“你在那时候大概真是头畜生，”她含糊地说。“孩子们全是畜生。”

“是的。但是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是——”

从她呼吸声听来，显然她又睡着了。他很想继续谈谈他的母亲。从他所记得的关于她的情况来看，他想她并不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更谈不上聪明。但是她有一种高贵的气派，一种纯洁的素质，这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行为标准。她有自己的爱憎，不受外界的影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没有效用的事就没有意义。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爱他，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你仍把你的爱给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抢走时，他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这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不能变出一块巧克力来，并不能使那孩子或她自已逃脱死亡；但是她仍抱着她，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那条沉船上的那个逃难的女人也用她的胳膊护着她的孩子，这象一张纸一样单薄，抵御不了枪弹。可怕的是党所做的事却是使你相信，仅仅冲动，仅仅爱憎并无任何意义，但同时却又从你身上剥夺掉一切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的力量。你一旦处在党的掌握之中，不论你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论你做一件事还是不做一件事，都无关重耍。不论怎么样，你还是要消失的，不论是你或你的行动，都不会再有人提到。历史的潮流里已没有你的踪影，但是在两代之前的人们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想篡改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爱憎作为行为的准则。他们重视个人的关系。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将死的人说一句话，都有本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无产者仍旧是这样。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轻视无产者，或者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而他自己却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他这么想时却毫不相干地记起了几星期前他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他把它踢在马路边，好象这是个白菜头一样。